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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學”與獨立,鑄就日本大學氣質

來源:東方新報 作者:本報特約評論員梅巖 時間:2018-0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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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日大學論壇”開幕,來自209所中方院校、36所日方院校以及科研機構代表約800人參會,圍繞中日大學共同關心的“如何構建一流學科”“如何創建獨特的大學”等議題進行研討。日本大學發展水平一直高居亞洲前列,日本大學也成為亞洲各國大學學習和效仿的典范,中國要打造更高水平的大學,日本的經驗也有很多值得借鑒之處。

提到日本大學,人們很快就會想到前身為“舊帝國大學”的東京大學、京都大學等知名學府。早在“帝國大學”時期,東京大學就為日本培養了大批優秀官僚,特別是東大法學系出身的人,幾乎都可以進入各省廳成為高級官僚,因此也有了“法科萬能”的說法。戰后,日本經濟迅速恢復并一躍成為世界頂尖經濟強國,優秀的官僚是日本經濟成功的一個重要因素,這也讓在官僚培養方面頗有獨到之處的東京大學更加出名。

相比于東京大學,京都大學的學風更為自由、獨立,這讓京都大學一直扮演著日本大學中“反官僚”的先鋒角色,在這樣的學風之下,京都大學更加關注治學和科研,因此培養了大批科學家,其中不少人獲得了諾貝爾獎,京都大學也就成了日本的“諾獎得主搖籃”。

日本一向重視教育,東大、京大等國立大學也有著很強的實力,但日本大學最大的特色并不是舉國辦學,追溯日本大學發展的歷史,日本大學的根基在于其“私學”傳統。日本大學出現于是明治時代,當時,日本將實現近代化定為發展目標,實現這個目標需要發展教育,為國家發展提供人才保障。由于國力有限,起點又低,日本選擇了基礎教育作為優先發展目標,要求村村有小學,人人都要識字,這樣的教育不僅有助于提升勞動人口素質,以推進工業化,還能讓日本農民擺脫封閉狀況,盡快完成從封建時代“臣民”向近代國家的“國民”的轉型。在這種教育方針的指引下,日本小學、中學發展迅速,而大學則成為空白,填補大學發展空白的正是“私學”。

“明治六大教育家”中,除擔任過文部大臣的森有禮外的五個人都是私立大學創辦者,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當屬被譽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的福澤諭吉。福澤諭吉是慶應大學的創辦者,他還一度成為日本近代教育的指導者,慶應大學地處三田,因此,當時也有“文部省在竹橋,文部大臣在三田”的說法。福澤諭吉原本為德川幕府做翻譯,但他熱衷于研究西學,厭惡幕府閉關自守的做法,因此并不全力為幕府工作,而是積極開辦私學。他創辦了“慶應義塾”,“慶應義塾”不斷發展,后來成立了大學部,也就是慶應大學。

福澤諭吉不喜歡德川幕府,也不喜歡對打倒了德川幕府的薩長藩閥。他認為薩長控制下的明治政府和德川幕府在治國理念和對待西方文明的態度等方面并無區別,要推動日本成為現代的、文明的國家,不能靠新政府,只能靠教育的力量,讓每個國民都成為獨立的人,獨立的人組成的日本才能成為獨立的國家,這也就是他的“人人獨立,國家獨立”的思想。福澤諭吉戒名是“大觀院獨立自尊居士”,說明“獨立”正是他思想的基石。

基于這種思想,福澤諭吉把教育家定位為指導國家發展的人,換句話說,他把新成立的明治政府和近代日本國家也當作了教育對象,事實上,他對明治政府的態度正是批評和指導。為了推進現代化,明治政府曾多次征詢福澤的意見,創辦警察機構、博物館等,都來自于福澤的建議。在指導政府“文明開化”的同時,福澤也認為沒有人批評政府,日本就不會擺脫幕府時代的封閉,因此他創立了報紙,作為批評的陣地。

批評和指導政府的同時,福澤把更多精力投入到教育之中,其教育目的就是要培養“獨立自尊”的國民。為達成這個目的,福澤確立了“實學教育”的原則,也就是培養學生的一技之長,讓他們可以在學成后獨立謀生,而無需依靠政府,正因如此,慶應大學成了日本商學最強的學校,福澤擔任校長的時代,慶應的學生也很少有到政府謀職的。在各類學問中,西學和外語是慶應教學的重點,隨著課程不斷豐富,教材不斷引進,慶應也逐步形成了商學、文學、理工齊全的學科體系。

和慶應大學一樣,“明治六大教育家”中其他幾位創辦的大學,也都是以西學教育為主,而其創辦者,也都有著與福澤諭吉類似的經歷。比如在英語教育方面一直名列日本全國之首的同志社大學,其創辦者新島襄就違反了幕府平民不許出國禁令,偷渡到美國,他在美國生活了10年,深入研究了美國教育制度,回國后在京都創辦了同志社大學。新島襄強調“良心教育”,這與他的基督教背景有關,同時也反映了他以學問、良心為本的教育理念。不無巧合的是,新島襄在對待幕府和明治政府的態度上也與福澤諭吉相似,他違反了幕府禁令偷渡出國,足見他對幕府毫無好感,但他對明治政府也并無感激和敬畏,回國之后,他就娶了曾在“會津戰爭”中參軍抗擊明治政府軍的八重櫻為妻。

強調獨立和“實學”,面向世界,積極引進歐美先進國家的思想和科學成果,這樣的“私學”傳統一直影響著日本大學的發展。獨立精神是日本大學的根基,這個獨立和歐美社會強調的獨立有很大區別,歐美的獨立意識,形成于封建時代的自治城市,他們為了與國王和領主對抗,強調自己的獨立權利;而明治時代,日本的教育家們希望培養有獨立精神的國民,以支撐日本國家的獨立,這樣的獨立可以讓人們擺脫人身依附,更能擺脫凡事都依賴他人的思想。要實現這樣的獨立,最重要的就是有一技之長,而這就是“實學”。在以培養官僚見長的東京大學等“舊帝國大學”,獨立精神似乎表現的不明顯,“實學”精神更為突出,他們培養的日本官僚,大都是一生都投身一個省廳的工作,以成為優秀技術官僚為使命的人。實際上,國立大學也不缺乏獨立精神,日本官僚能成為具有“受雇于國家,而非受雇于大臣”的強烈獨立意識的群體,也與大學教育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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